德国“共识政治”危机正在外溢

既能制造经济奇迹又能提供政治稳定的“德国神话”，连同默克尔总理耀眼的个人光环一道正逐渐消失。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主席舒尔茨日前表示，该党将在12月7日开始的党代会上决定是否同意就组建大联合政府同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展开对话。有人认为，这一表态看似“中立”，却一改舒尔茨此前曾多次重申的拒绝组建大联合政府的立场，给尽早打破组阁僵局带来了一丝希望。

11月30日晚，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总统府同舒尔茨和身为联盟党主席的默克尔举行了会谈。据报道，他们探讨了重组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舒尔茨12月1日首先向社民党高层报告了会谈情况，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社民党对与联盟党展开广泛对话持开放态度，与默克尔组建联盟并非必然，所有选择皆有可能。这也意味着，这种不确定性至少会持续到社民党党代会召开之前。

成为欧洲政治不确定的延续而非例外，表明德国在经历长期的政治稳定之后正迎来重大的生态变化。德国政局的不确定性将继续释放，它不仅会扰乱欧洲的政治议程，也会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伙伴。

塑造德国政治稳定形象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社会同舟共济的政治共识和社会互信。“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共识不仅为各政治党派提供了合作基础，也为社会各阶层营造出互信精神，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帮助德国从战败国的废墟上成长为欧洲经济“巨人”，并走出纳粹的历史阴影担负起领导欧洲的责任。继科尔之后，默克尔总理和她领导的联盟党将共识政治发扬光大，在连续三届政府内或是与右翼“小伙伴”自民党结盟，或是与“道不同但习相近”的社民党联合，不仅帮助德国经济逆势坚挺，也在欧盟乃至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望。

但被12年稳定和繁荣所掩盖的，是德国各政党之间共识逐渐破裂、互信开始动摇的现实：默克尔政府在欧债危机中出手救助，不仅忤逆了执政伙伴自民党，还催生了迅速崛起、五年有成的选择党;在难民危机中的“门户开放”政策更是打开了政党相争、社会分裂的潘多拉之盒。

长期的“共识政治”不仅导致德国各党派政策趋同的“政治中间化”现象，还在社会中产生了“政治正确性”被放大和固化的后果，德国平静的政治和社会表象之后逐渐孕育、积蓄着分化和反动的力量，并在随后的选举和当前的组阁谈判中充分展现出来。自民党宁愿背负骂名也要退出谈判，决不仅是党首林德勒一人的意气用事或想搏出位，要在政策上与中间路线拉开距离以及对联盟党把自己“当组阁工具”的不信任感才是主因。

同样，在国家政治稳定高于党派利益的重压下，社民党没有轻易就范、迅速响应“大联合组阁”谈判，也不仅是舒尔茨要就此与联盟党讨价还价，拒绝因活在默克尔代表的“共识政治阴影”下而丧失自信、要作为反对党来重新找回自我，或许才是他心目中让社民党止跌反弹的正道。

德国眼下的“政治事故”会让欧洲陷入迷惑、困顿之中。有人将德国组阁失败产生的影响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相提并论，尽管没有那样夸张，但它一定首先会让那些饱受政局动荡之苦、正欲向德国“取经”的欧洲国家重新陷入困惑，比如将于明年春举行选举的意大利。对这个目前银行业问题不小、政治不稳定成风的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来说，向德国学习、争取实现左右翼大联合来抵抗“五星运动”的冲击是当务之急。但如果德国组阁谈判不能尽早启动、顺利结束，意大利明春选举的外部环境就会变得脆弱不少。

其次，就是那些等待德国回应、甚至拍板的，有关欧元区和欧盟改革的大政方针将被迫停摆。尽管德国现政府会继续行使职能但不具有充分合法性，无法承担作出决定之后的法律和政治后果，因此只拥有政府的技术功能而无法作出重大决策。

主张对欧元区进行“激进改革”的法国马克龙总统会很着急，因为他有关建立欧元区统一财政、预算的种种大胆计划，都需要德国这个欧盟的经济掌门人点头。当然，英国的梅首相也不会轻松：不仅是在事关“分手费”等重大脱欧经济问题上德国具有无可替代的发言权，而且在将决定第二阶段脱欧谈判是否开启的关键时刻，和法国相比态度好不少的德国如果不能尽力投入，英欧双方要通过重拾互信来避免谈判破裂的难度会陡然大增。

和德国政治变化节奏相应的是，中德关系在经历了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后，近年来也正经受共识松动、互信下降的考验。在被赋予“欧洲领导者”乃至“西方自由世界最后守卫者”这样的光环后，德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中出现了偏差，原本坚持的“发展优先、务实合作”这一将双方关系带入快车道的原则，逐渐被“政治经贸平衡、价值利益并重”所取代，中德关系在一些领域变得不再和谐。

德国组阁问题将延误中德双方提升互信、保持合作的时机，而且即便最终能成功组阁，德国下届政府的脆弱性和内向性可以想见，双方政府民间共同发力、中德合作引领中欧关系的胜景恐难再现。当然，也可以找到对中德关系未来有更乐观预期的理由：德国眼下的政治变化会进一步延伸到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德国新政府内各派别无论怎样组合，都可以通过新一轮的政策辩论和博弈，来重新审视他们的世界观和中国观。